一寸山河一寸血:淞沪会战始末

2009-06-12 21:10:11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49师开赴淞沪前线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

   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黄金年代”的阴影——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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