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白马女政委”--记黄埔六期生赵一曼

站长:吴汝棣整理

 
 

 赵一曼

   “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进入宜宾市女子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六期学习;7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

黄埔巾帼 赴苏学习

  在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半年多时间,是赵一曼的人生道路上不平常的一段里程。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开办了女生队(罗瑞卿为领队),这是黄埔军校史上第一次招收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的第6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

  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曾对女生队说:“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回忆说:“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

  赵一曼是经过严格考试进入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她在上中学时已经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所以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时与她同一批有三十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二人落榜,复试后正式入学的女生有183人)。她们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从出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来看,大都参差不齐。其中也有和赵一曼一样接受革命影响较早的学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在抵制仇货等爱国运动中,作出过很大贡献。,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赵一曼当时是以 “李淑宁”入学的。被编入女生队学习后, 性情爽朗的赵一曼曾对同学谈起自己的志向时说:“我不是学了出来想当什么官,而是想学点军事,那些军阀王八蛋想骑在人民头上,我就拿起枪杆子跟他们干。”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简直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堂课,4节学科,4节术科。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赵一曼和全体女生一起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在校中,赵一曼每天上政治课(革命作家沈雁冰也曾给赵一曼所在的女生队讲过妇女解放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赵一曼的马列主义水平。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使赵一曼更加坚强,各科军事训练成绩突出。 经过刻苦的磨练,赵一曼成为 “黃埔女生中最出名的” 优秀学员,。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杰出的女军事人才之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许多人宣布脱离了共产党,军校里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出现了动摇。 赵一曼却坚决地表示: “不,我决不回头,我要战斗下去,继续奋斗下去。”

  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赴前线攻打叛军,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赵一曼随军校女生队被编为政治连,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当时女生队的成员呂儒贞后來回忆说:“在出发的头天,发給了女生队行军时用的一切裝备,如:干粮袋、草鞋、三色帶、军毯等,三色帶表示宣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來保卫革命的大武汉,在和敌人战斗時,要有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武汉各团体还給女生队送來很多面锦旗,上面写着:‘革命的先鋒’、‘巾帼英雄’、‘少年先鋒’等。五月十七日早晨五点钟,女生队分两路出发,一路到金口,一路到纸坊。我們高举‘中央独立师’军旗和许多面锦旗,号兵吹着进行曲,向望山门车站前进。”

  赵一曼和女生队沿途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赵一曼和女生队的学员紧跟作战的男学员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抢救伤员的工作。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热情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这次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这34天里,赵一曼“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1927年7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赵一曼想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但赶到九江时,起义军就南下了,没有赶上。赵一曼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脱下军装,化装成逃难的农妇,乘船到了反革命统治的中心上海,等待党组织的安排。

  1927年9月,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学习,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为以后便于秘密工作,在校用名“科斯玛秋娃”,因为头发短,乱蓬蓬,同学都叫赵一曼“毛栗子” 。赵一曼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她积极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顽强学习。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外语。

  在去苏联的轮船上,赵一曼发现有个男同学在默默地注视她,这个青年的影子便深深地在她心头,后来她知道,他叫陈达邦(1942年,陈达邦从苏联回国,找到了宁儿(时取名陈掖贤),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湖南人、原黄埔军校学生、共产党员,是大学班的同学。这一对理想一致、年貌相当的年轻人几乎同时相爱,他们情缘相投,一见如故。陈达邦教给了赵一曼许多新鲜的东西,而赵一曼也渐渐对陈达邦萌生了爱意。终于有一天,赵一曼发现自己看不进书,满脑子都在想着出差两个月的陈达邦,于是她明白了自己的状态。陈达邦回莫斯科后,赵一曼立即找到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爱上你了,你要是也爱我就和我结婚吧,不爱我就让我死了这个心,我不想因此影响了工作与学习。”尽管她的直接和大胆让陈达邦措手不及,但他平静之后答应了赵一曼的求婚,两个人就这样因革命而结合,放在现代也是异数。

  1928年4月,她与陈达邦结婚。在大雪飘飞的白桦林,在窗棂结着冰花的小木屋,他们尝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和幸福。这是赵一曼一生中最灿烂美丽的日子。

  同年年末,组织考虑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决定让她提前回国,接受新的任务。那时,赵一曼正怀身孕,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暂不回国的请求。性格随和、善于体贴妻子的陈达邦也对她说:“等生了孩子后,我们一起回去。”但赵一曼不同意,她说:“党派我们来学习,我们什么也没学,为了私人的事情空着脑袋回去,怎么向党交代呢?我们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宁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 陈达邦无言反驳,但唯恐别后难以再见,心里非常难过。为了革命,夫妻倆依依惜别。从此俩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

  赵一曼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党性,表明赵一曼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她是一个情感十分丰富细腻的女人,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此时的赵一曼已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有崇高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当时正是1928年初冬。西伯利亚北风呼啸,到处是冰天雪地,要通过国境线既不能坐车,又不能白天走。已是满脚冻伤的赵一曼拖着带病的身子,再加上她已经怀孕,行动十分困难。她在同行同志们的帮助下,几乎是爬过边境线的。当她回到祖国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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