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白马女政委”--记黄埔六期生赵一曼

站长:吴汝棣整理

 治伤时的赵一曼

 治伤时的赵一曼

 

地下斗争 千辛万险

  1928年冬天,赵一曼和几个同志又回到上海。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环境险恶。1929年初,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 接应和安排往返于西南各地和上海之间的党的干部。

  赵一曼到宜昌后,住在宜昌城大南门至一马路江边(即滨江路)的一间民房里。正当她工作开展顺利的时候,春节临近,她已快到产期。这时,房东老太太向赵一曼下了“逐客令”,原因是宜昌有一种老风俗,不能让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若让外人在家里生孩子“就会断自家的香火”。赵一曼再三请求老太太将她留下,老太太仍然不许,她只得痛苦地离去。

  天色黄昏,寒风刺骨。赵一曼沿着背街小巷漫无目的地走着。但她最担心的是忽然离开老太太的家,上级不知道,同志们不知道,将会给联络站的工作带来损失。于是,她又从原路返回,可老太太的家门已经紧闭。赵一曼只得在附近一家榨坊旁边的稻草堆里躺下。第二天,她从草堆里钻出来,蓬头垢面,脸都冻紫了。幸好,隔壁一位码头工人开门发现了这位备受折磨的妇女,忍心不下,连忙把赵一曼安置在他家的房屋里,让妻子细心照料她生下了孩子。

  这位码头工人和他妻子虽然不知晓赵一曼的政治身份,但看得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于是,工人妻子每天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把鸡蛋、面条、糖、油等做成可口的营养品,端给在月子里的赵一曼吃。赵一曼和孩子衣服太少,工人妻子将自己和孩子的衣服拿来给她们母子加上。这位工人和妻子还帮赵一曼生下的儿子取了个小名叫“宁儿” (乳名,后取名陈掖贤,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1982年8月病逝,终年55岁。),意思是祈望这可怜的母子“安宁无事”。

  宁儿出世不到3个月,由于有人告密,说这户人家窝藏可疑女人,地下交通站被敌人发现,这位工人被警方以“赌博打架”为借口抓去关押。为了赎出这位工人,赵一曼卖掉丈夫陈达邦(受党中央指派,陈一直在国外学习工作)送给她的金戒指。工人被赎了回来, 赵一曼却因为在首饰店卖戒指的时候,被特务盯梢,暴露了身份。那天夜里,房东娘子告诉赵一曼,国民党的探子已经几次到屋前屋后查看,情况不好。赵一曼不得不在当天夜晚,拖着虚弱的身子背着宁儿悄悄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由于走时匆匆,身无分文,又没带吃的,宁儿没奶吃,不停地哭叫,赵一曼只得求同船的父老乡亲施舍,母子才好不容易熬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被安排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

  当时,上海是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两年前,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这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两年来,上海一直被反动政府统治着,这里的群众发动工作很难进行。赵一曼到了这里经常与过去的同学和战友来往,互相帮助,协同工作。赵一曼深入到女工中与她们促膝谈心,宣传,动员她们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去。

  1929年9月,党中央又派赵一曼调到了江西省委机关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了工作和安全,她与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建立了一个新“家庭”,赵一曼带着孩子与小王出出进进,看上去还真有些像恩爱夫妻.利用这个“家庭”的掩护,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1929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刚刚恢复起来的江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一天晚上,赵一曼将孩子哄睡后,自己独自坐在屋子里思考问题。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紧起身去打开门,只见小王气喘嘘嘘地说: “快走!出了叛徒! ”说着,他抱起熟睡的孩子一边塞到赵一曼的怀里,一边把一曼使劲往外推,然后又转身去烧文件。这时门外响起猛烈的砸门声,还夹杂着拉枪栓的声响, 赵一曼知道敌人已经来了。她迅速打开后门,稍等了一会儿,想同小王一起走。可她清楚地听见了吼叫声,敌人进屋了。他们大声对小王喝斥着: “别动! ”一切都来不及了, 赵一曼只好抱着孩子向风雪中跑去。

  赵一曼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只是在漆黑的夜晚,顶着漫天的风雪,一个劲地向前奔跑,借着雪地光线,勉强地辨认了一下前方的路。突然, 赵一曼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怀里的孩子哇哇地大哭着,她心里发慌,用手紧紧地捂着孩子的嘴不让他出声。这时, 赵一曼感到很后悔:革命工作这么紧张,自己却偏偏生了个孩子拖累自己.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工作,可现在……。终于, 赵一曼找到了一个草垛,抱着孩子钻了进去,用草盖住孩子和自己的腿坐下。一直呆到天亮。赵一曼找到了一个好心人家烤了烤火,喝了口水,又抱着孩子来到江边,望着这滚滚的江水, 赵一曼决定为了尽快向中央报告江西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让组织及早营救被捕同志,她决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背着孩子,沿途乞食,辗转回上海去寻找党组织。

  赵一曼背着宁儿在风雨泥泞中逃到江边,正好有运粮的木船开往九江。她拿出自己从苏联回国时丈夫陈达邦给她的银壳怀表,送给船老板说: “我是带孩子进城找他爸爸的,没想到在路上碰见了土匪,我被抢得只剩下了这块怀表。 ”她向船主递过怀表,又说: “请把我们带到九江吧! ”船主同情她们母子的遭遇,让她们上了船。在船上,她与船夫们聊天,很快就熟悉了。

  第二天一到九江,船夫帮助她们母子换上了另一艘装山货到上海的轮船。船主怕她是红军的探子,给自己惹麻烦。 当时, 身无分文的赵一曼便央求老板说她和丈夫去上海投亲,途中遭土匪抢劫, 丈夫又被拉去当兵,求船老板行好捎带她到上海,找到亲戚后多给钱。船老板将信将疑让她上了船,一路受尽风寒之苦,多亏老板娘借给她一条破被子,才没把孩子冻坏。两天后,船终于到达了上海。

  到了上海, 船老板派个小伙计随赵一曼找亲戚讨钱。为了不暴露组织, 赵一曼想把小伙计甩掉,她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 小伙计一路紧跟。无奈,赵一曼便坐在马路边,把绑鞋的草绳解开,套在孩子身上作“草标”,向路人述说自己遭遇的不幸,甘愿卖掉亲生儿子以求活路。赵一曼故意高声喊着: “卖孩子,换船票钱! ”她把卖孩子的价钱要得很高,没有人来买反而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一会儿警察来了把她们母女俩轰走。她又来到另一条街上卖儿子, 小伙计看她真的没有钱,确实走投无路,就回去了。赵一曼立即抱孩子奔向“长沙湘记旅馆”,与好友、共产党员郑秀石联系。两人见面后,赵一曼讲述逃回上海的艰难经过,并表示:为了党,为了革命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向党中央及时报告了江西省委机关被破坏的事情的经过后。赵一曼为了不因照顾孩子而使工作受到影响,便把心爱的孩子托付给爱人的堂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送到湖南陈琮英的哥哥陈岳云家抚养。1930年4月,赵一曼去武汉,将孩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堂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孩子。从此,母子再没见过面。

  返回上海后, 赵一曼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她有时打扮成文弱的小学教员;有时打扮成富人家的阔太太;有时打扮成有钱人家的女佣人,为联络同志,传递情报,出没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在那段时间里,她每天都在紧张的环境中度过,一点点的动静都会引起她注意,甚至晚上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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