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黄埔军校的“红色教官”---张申府


    85年前的今天,孙中山在革命屡遭失败下,孙中山认真反思失败的原因。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像一盏灯照亮了孙中山,决定向苏俄学习,要拥有自己的军队。随下令筹备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邓演达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以黄浦旧水师学堂和陆家小学旧址为校址。

 

 1923年在德国柏林。左一为张申府,左三为周恩来


 因缘际会 进入黄埔

      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并曾在北大图书馆共事;还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之一。  1920年张申府赴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1924年回国,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最早踏上黄埔岛的中共“红色教官”。

      “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中共有意“安插”进黄埔军校任教官的,仅有张申府一人。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深谙“有军则有权”的道理,黄埔军校“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毛泽东语)。张申府是怎样进入黄埔军校并在重要部门担任职务的呢?

      张申府非一般中共党员,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为密切,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编委之一。1918年12月,三人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份杂志后来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重要。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员。

      其实张蒋相识并非始于黄埔,据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生性高傲的张申府私底下虽然并不喜欢蒋介石,但很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介石这次访苏的最大成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次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的机缘之一。

       1926年前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语),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存有戒心,公开场合却高姿态地赞成“联俄”,并接受“联共”。羽毛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所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人,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如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的方鼎英所言:“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也是蒋介石在莫斯科逗留时认识的中共党员)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黄埔军校不能在全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委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生,其中最积极者有毛泽东、于右任、戴季陶、居正等。经过当地考试合格后,约1300名考生来广州复试。复试的国文试题为戴季陶拟定,数学试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除了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外,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著名人物。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共产党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第一人。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孙中山建军校的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按照孙中山的意思,所谓革命军,就要有革命精神,就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做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两样。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但是,国民党本身缺乏政治教育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举贤能 荐恩来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跨党”成员,但张申府明确地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并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学校草创,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

   张申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他在一封信中说: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引者注:蒋介石离开广州期间,廖仲恺任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

   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戴季陶曾是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的推荐信上共有15人,全是共产党人,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张申府到巴黎后,与先期抵达的周恩来重逢,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在互相尊重中建立了私人感情。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8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寄路费。

    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他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黄埔一期生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黄埔军校成为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两个月后,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逐步使之完善。周恩来聘请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在他领导下,成立了黄埔支部。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是从周恩来开始的,他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过,中共真正“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形势变化 “开了小差”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便仓促离校了。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张申府作过一段回忆: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周恩来说,“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

  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到张申府头上。他的开小差与此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运农运,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陈公博语)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起来。

   1924年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一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的警告,同意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了。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不以为然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早在1923年法国比扬古大会上,张申府便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此时,戴季陶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戴季陶“跑后”不久向“右”转,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张申府“跑后”几个月,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因反对继续接受国民党领导而负气退党,这是自喻“宁折不弯”的张申府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1924,大浪淘沙的年代。(李杨)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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